编者按：农民工王斌余因讨要工钱未果而杀死4人的案件正在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围绕这一案件，也产生了许许多多争论的话题。

议题7 民意与司法的距离　

　　新京报：王斌余案中，一方认为，民意是情绪化、非理性的，不应该干扰司法审判；另一方认为，民意通过舆论进行表达非常必要，司法毕竟要遵循民意和公序良俗，而且表达也是一种自由。怎么看待司法与民意的距离？　

　　陈兴良：我们要注意民意载体的特殊性，像王斌余案件中的民意，实际上是媒体民意和网络民意。如果司法只考虑这种载体出现的民意，势必会造成案件与案件之间的不公平。王斌余案件经过媒体报道，举国皆知引起广泛的关注，但绝大多数与王斌余案件相似的杀人案件媒体没有报道出来，民意没有呈现出来，就无法按照所谓民意来审判，这显然不公平。　

　　梁治平：如果出现一个案子，大家都喊应该死，司法机关就据此判了死刑，那还要司法机关干什么呢？每个案件都有很具体的情况，有专门的训练才能准确理解法律。公众大多道听途说，或者看了新闻报道，也没有职责的要求，所以有的人发表意见可以很轻率，可以很激愤。另外，谁来收集这个民意？多少人赞同就算是民意？根本就没有标准。　

　　新京报：但司法也不能完全背离民意。　

　　陈兴良：我们现在面临双重的困境，一个是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司法的职业化，同时，司法机关如何更大程度地吸纳民意，使法院的判决更多地获得公众的认同，两者之间存在某种悖论。我国法院建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检察院建立了人民监督员制度，陪审团本身就代表同时代人对于案件的态度与见解，这是民意的制度性体现方式。这样一种做法都是希望通过建立制度性的渠道来吸纳民意，应该持肯定态度。　

　　梁治平：实际上，现代社会中，司法离民意越来越远了。比如法院是专门的法院，法官受专门的训练。这个趋势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是民主社会，人们的民主参与、政治参与，在法律上是不是应该有表现？民意和司法活动之间还是有某种正当性的联系，关键是渠道。比如陪审员制度，如果做得好，是可以把一部分民意带进去的。还有就是立法，我们的立法对民意是不透明的。还有监督、批评，都是民意和司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