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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中国传统的讨债日

2011-12-21 17:20:37 作者:何柏生 来源:http://lawhbs1.fyfz.cn/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摘要】在中国传统习俗中,除夕是一个重要的讨债日。除夕讨债习俗历史悠久,在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流传甚广。除夕因为要祭祀神和祖先,要吃团圆饭,所以债主容易找到欠债人,容易讨到债,这是除夕讨债习俗产生

【摘要】在中国传统习俗中,除夕是一个重要的讨债日。除夕讨债习俗历史悠久,在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流传甚广。除夕因为要祭祀神和祖先,要吃团圆饭,所以债主容易找到欠债人,容易讨到债,这是除夕讨债习俗产生的原因。各地形成了不同的讨债习俗和躲债习俗,这些习俗其中不乏人性化色彩。尽管除夕讨债习俗在短时期内不会在中国社会中消失,但在法治社会全面建立之时,它对社会的影响会日趋式微。
【关键词】除夕;讨债;习俗;中国;节日
春节是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节日。年事活动一般从腊月初八开始,直到正月十五结束。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要经历腊八节、灶王节、除夕、春节、破五、元宵节等环节。除夕虽说是年事活动的重要一环,但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一般民俗书籍都把它列入中华民族的主要节日。除夕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把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贴门神、贴春联、贴年画、挂门笼、摆供桌、烧纸香、吃年夜饭、守岁、放鞭炮,等等。这些都是除夕的重要习俗。其实,除夕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与法律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除夕讨债。在中国传统习俗中,除夕是一个重要的讨债日。[2]本文将对除夕的这一习俗予以研究。
一、除夕讨债习俗分布的广泛性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但除夕讨债的习俗在中国却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流传甚广。我们从一些作家的回忆录中就可略窥一斑,看到“原汁原味”的除夕讨债习俗。
胡适在回忆录《四十自述》中写道:“大哥从小就是败家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造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3]胡适是安徽省绩溪县人,他的这段回忆反映的是皖南的风俗。
胡兰成在他的回忆录《今生今世》一书中也说:“最是年关难过,五元十元乃至四毫八毫都讨债躲债,衣饰与祭器亦在当典里不知没了多少。……铜钱银子的债是讨到除夕亥时为止,但这一天便债主亦要客客气气,因凡百要吉利,不可说不好的话。据我所知,胡村人常年亦没有过为债务打架,诉警察或吃官司,有抵押中保的大数并不多,其余都不过是小数目出入。我小时家里,除夕就也有人手提灯笼来收账讨债,怎样严重我虽不知,但总是除夕,时辰一过,天大的困难也过去了。做人忧心悄悄,但是仍旧喜气。”[4]胡兰成是今浙江省嵊州市(旧称嵊县)人,他的这段回忆反映的是嵊州市当地的习俗。
林清玄是台湾著名作家,在散文《卡其布制服》一文中也反映了台湾除夕讨债的习俗:“那一年,我们连年夜饭都没吃,因为成年的男人都跑到外面去躲债了,一下子是杂货店、一下子是米行、一下子是酱油店跑来收帐,简直一点解决的办法也没有,那些人都是殷实的小商人,我们家也是勤俭的农户,但因为年景不好,却在除夕那天相对无言。当时在乡下,由于家家户户都熟识,大部分的商店都可以赊欠的,每半年才结算一次,因此过年前几天,大家都忙着收帐,我们家人口众多,每一笔算起来都是不小的数目,尤其在没有钱的时候,听来心惊。有一个杂货店的老板说:‘我也知道你们今年收成不好,可是欠债也不能不催,我不催你们,又怎么去催别人呢?’除夕夜,大人到半夜才回家来,他们已经到山上去躲了几天了,每个人都是满脸风霜,沉默不言,气氛非常僵硬。依照习俗,过年时的欠债只能催讨到夜里子时,过了子时就不能讨债了,一直到初五‘隔开’时,才能再上门要债。爸爸回来的时候,我们总算松了口气,那时就觉得,没有新衣服穿也不是什么要紧,只要全家人能团聚也就好了。”[5]
出生于广西省邕宁县亭子乡(今属南宁市)的莫文骅中将也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有一年除夕夜债主上门讨债的情况。他的父亲躲债直到晚上9点才回家。[6]
江西省贵溪市的风俗是:除夕“子夜吃岁酒,菜肴颇为丰盛。临睡前再放鞭炮‘封门’,‘封门’后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解放前穷人负债,除夕夜是这一年讨债的最后时机,故债主催逼甚急。负债人留妻儿在家,自己暂时躲避,谓之‘做皇帝’(自我解嘲之意),封门之前才溜回家中,债主亦无可奈何。”[7] 福建漳州的习俗是:“催租讨债不能超过除夕,债主常在除夕晚提灯上门逼债。有些寺庙除夕夜通宵演戏,欠债人躲进寺院看戏,债主不得进来索债。这种戏称为‘避债戏’。”[8] 流传在镇江的一句民谚是:三十晚上提灯笼——讨债。”说的是除夕这天,从傍晚到次日,商家派出收款人,提着灯笼去讨债。无力偿债的人则出门躲债,直到大年初一凌晨才回家过年,俗称“躲年关”。新年一到,讨债人不能再讨债,见到欠债人还要相互恭贺新禧。有人用诗写道:“店账收来账不齐,灯笼字号各人提;大年初一看看到,走过真如落汤鸡。”[9] 福建省永春县地处福建的东南部,这里的旧俗是:正月不宜上门讨债,债主讨债须在除夕日之前。 除夕夜,常例演戏敬神通宵达旦。欠债人为避债主追讨,是日辄往元妙观看戏。由于看戏的多是穷人,债主若追债至戏场,则惹众怒。日久天长,便形成了债主不向看戏人讨债的风俗。故元妙观的年兜演戏,民间称“避债戏”。[10] 重庆永川区旧时除夕之夜,商家“奔走索债,夜半不息”。[11]
以上说的是南方除夕讨债的风俗。其实,在北方,也流传着这一风俗。翁偶虹在《春节话旧》一文中讲述了北京的除夕讨债风俗:“我是汉族旗人,十五岁以前,家道小康;十五岁以后,家道中落。我深深地记住了十五岁之前,每到春节的准备阶段,祖母经常说的‘送信儿的腊八粥,要命的关东糖,救命的煮饽饽’。这三句话,不但包括了北京春节的时间范畴,也反映了贫富之间对于春节气氛的感受之不同。所谓‘送信儿的腊八粥’,就是说, 腊月初八喝腊八粥的时候,已然提示了准备春节的信息。这信息,对于富者,自然是刺激性的欢乐;对于贫者,却是愁苦性的刺激。因为负债的贫者,每年还债,必须度过三关——五月端阳节、八月中秋节和春节——春节逼债尤甚。一般人都称春节为‘年关’。喝腊八粥的时候,固然没有讨债者上门,然已示意欠债的贫者:春节快到了,还债的‘年关’也要到了!所谓‘要命的关东糖’,又是明确地告诉贫者: 腊月二十三‘祭灶’吃关东糖的时候,是债主逼债最厉害的紧要关头。所谓‘救命的煮饽饽’,则是针对贫者而示以慰藉的。因为‘年关’讨债,约定俗成地以除夕午夜为限。一般人家都在除夕午夜吃‘煮饽饽’(即饺子,满族人称为‘煮饽饽’),到了吃‘煮饽饽’的时候,也就是债主不再登门索讨的时候,贫者可以松一口气,略展愁眉地过春节了。我在十五岁以后,亲身经历过‘年关’逼债之苦,所以这三句话直到今天,记忆犹新。”[12]
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东北、西北等地都有除夕讨债的习俗[13]。笔者的故乡陕西省蒲城县也有此习俗。不但国内大多数地域,就连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的越南也有此习俗。[14] 正因为除夕讨债习俗在中国许多地域都存在,所以,一些民俗书籍在讲到除夕的习俗时,不说除夕讨债习俗是某个地域的习俗,而说成是中国的习俗。如陈果夫所著《中华风俗历:活在岁时记里的传统中国》、杨景震所著《中国传统岁时节日风俗》等书籍都是这么讲的。[15]
二、除夕讨债习俗的产生原因
要搞清除夕讨债的习俗来源,就要先搞清除夕的来源。除夕,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节日,但它是附着于春节之中的。没有春节,就没有除夕。所以,要弄清除夕的来源,就必须搞清春节的来源。
春节又称农历新年,俗称过年,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即“蜡祭”。西周初年已出现在新旧岁交替之际庆祝丰收和祭祀祖先的风俗活动。这是“年”的雏形。但由于各地各时代采用的历法不同,“蜡祭”的时间也不同。比如夏代以一月为一年之首;商代以十二月为岁首,周代以十一月为岁首,秦代以十月为岁首。到了汉武帝太初元年,颁行《太初历》,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纪时与节气实现同步,年节的日期确定为 正月初一,两千多年一直没有改变。过年的日子确定下来了,除夕自然就确定下来了。因为一年最后的一天叫“岁除”,那天晚上叫“除夕”。但现在已把大年三十(或二十九)那一整天统称“除夕”。
民俗学家认为,西方节日多属于单一性的节日,而中国节日多属于综合性的节日。除夕就是综合性的节日。这一天要祭祖、接神、祭灶、贴春联、贴门神、贴窗花、倒贴福字、贴年画、燃爆竹、上坟、吃年夜饭、守岁,等等。
只要存在人际交往,就会产生债。所以,在商品经济出现之前,债就存在了。可以说,债的历史非常悠久,在除夕节日诞生之前就存在了。但是,在除夕讨债却是与除夕的功能有关。
我们知道,除夕是一个节日。在中文中,“节”字原是竹子头,本意指竹约,也就是一枝竹上若干联结上下竹竿的突起,后引申为节气和节日。[16]“节”是竹在生长过程中的若干起点和终点。“节日”喻指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或几天,具有总结过去,孕育明天的特殊意义。在英文中,“节日”一词用festivalholidayFestival源于教会拉丁语f·stiv·lis,即神圣的日子之意。该词由三部分组成,fes·ti·val,中心部分为fes,亦作fesse,源于拉丁语fascia,意为中心点;valvalis,意为日子。连起来就是具有中心作用的、神圣的日子。Holidayholiday构成。Holi意为神圣的,holiday意为神圣的日子。[17]所以,“节日”一词具有神圣之意。在古代,节的起源与宗教祭祀有关,世俗娱乐的成分是以后才添加的。在除夕节中,宗教祭祀的成分至今仍保留着,如祭祖、接神、祭灶、贴门神等。
节日的元素是人、自然和神。节日是人与神、人与自然“和解”的产物。在世界各大宗教或各文明古国著名神话中,起初都是人与神相对抗,人挑战神,神降灾祸到人间,人遭到了神的惩罚,最后与神和解,祈求神的保佑,人则承诺向神献祭。所以,各种祭祀活动是人祈求神保佑,与神和解的必不可少的仪式。在一年一度春节这个中国最隆重的节日里,向神、向祖先进行祭祀活动是求得神、祖先保佑的重要环节。除夕之日,诸神都要下凡,来到人间,来到各家。因此,除夕人们都要呆在家里,进行各种祭祀活动。祭祀时,往往全家老小在家长的率领下,在祖先、神位前祭拜。平日人们或忙于其他事物,或逃到别处躲避债务,但在除夕因有祭祀活动,由于神、祖先的召唤,都要回家。如果不回家祭祀神和祖先,神和祖先就会带来灾难,人们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这就给债主上门讨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另外,节日除了人与神、人与自然寻求和解外,人与人之间也寻求和解。从这个意义来说,节日是社会冲突的安全阀。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每逢春节,在除夕或除夕前,村里的乡绅、大户要到贫困人家送温暖,接济一些粮食、银两等。现在各级政府、组织都把这一传统继承了下来。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和解,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和解。在整个春节期间(包括除夕),过去有隔阂、有矛盾的人家,通过拜年(对某一部分人的拜年在除夕或除夕前)或一同参加祭祀活动,原有的隔阂、矛盾就化解了。
除夕除了要祭祀神和祖先外,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吃团圆饭、吃年夜饭。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流传在全国各地的一句俗语。年夜饭是中国老百姓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饭。即使穷得像杨白劳那样,也要用卖豆腐赚下的几个钱,称回来二斤面,带回家来包饺子,欢欢喜喜过个年。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人们有着团圆的情结。这首先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和哲学思维有关。“天圆地方”的观念在中国很早就已出现,古籍多有表述。《周髀算经》卷上云:“圆方者,天地之形、阴阳之数。”又曰:“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天圆地方”乃指天道为圆,地道为方。《庄子·天道》云:“其动也天,其静也地。”《礼记·乐记》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这是说天动地静。天圆则产生运动变化,地方则收敛静止。“天” 被视作古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原初起点,既是人类生存依赖的对象,也是人类心灵敬畏的对象。而圆不仅被看作天道,且被认为是运而不穷的神力,对圆的崇拜也就是对天的崇拜。在中国古人看来,天道、世道与人道之间存在着彼此感应的同一关系。天象的变动会带来日月星辰的团圆,人间自然也要仿照天上实现团圆。所以,渴望团圆是上天的指令,是对自然秩序的效法,人间不得违背。“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其次,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单位是家族。家族是中国社会的核心,它不仅是一个生殖的单元,还是一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娱乐的单元。家具有安人心,正风俗,维持社会稳定的功用。“在对家族的认知方面,中国人的家族主义主要是强调五种互相关联的事项,即家族延续、家族和谐、家族团结、家族富足及家族荣誉。”[18]所以,吃团圆饭对于维持家族和谐和家族团结具有特殊作用。只有家族和谐和家族团结了,家族才容易人丁兴旺,才容易富足。团圆饭的丰盛与热闹不在于吃,而在于象征家族的和谐、团结和人丁兴旺,预示着缅怀先人、绝不忘本。所以,在中国,只要力所能及,总要回家吃团圆饭。在中国古代的一些朝代,监狱官员甚至放囚犯回家团圆过年。在现代,每年春节,有数亿人回家团圆过年。既然中国人这么看重吃团圆饭,所以,债主也要抓住这个时机,讨回钱债。平日去讨债,连欠债人的面都见不上,但除夕就不一样,若不是实在没钱,谁愿意呆在外面不回家吃团圆饭。这就是除夕讨债习俗产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三、躲债习俗与讨债习俗
有讨债就有躲债。不过在中国古代,恶意欠债的人是不多的,这是因为有许多习俗在制约欠债人。
中国古代有句俗语:“债不过年。”说的是欠人家的债不要拖到年后,年前就要还清。如果欠债不还,就会造成新年伊始背一身债的厄运。这当然是极不吉利的。古代,在人们普遍信仰宗教、信仰迷信的情况下,谁愿意自讨苦吃,甘愿交厄运?!所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要把债还了。另外,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人员很少流动,债主和欠债人多属亲朋、左邻右舍,如果欠债人恶意赖账,以后就没法借到钱了。尽管如此,有许多债欠债人在年前实在无法还清,只好出外躲债。
其实,年前讨债从腊八就开始了。 腊月二十三是祭灶的日子,又称小年,是催债催的非常紧的日子。本文第一部分在引述 翁偶虹先生的回忆文章中已引录了北京的一句民间俗语:“送信儿的腊八粥,要命的关东糖,救命的煮饽饽(即煮饺子)。”即是明证。债主未必全是富裕之辈,有些人还等着把债讨来置办年货呢。所以,债主把欠债人盯得很紧。故而祭灶节被称为“要命的关东糖”。许多欠债人为了对付“要命的关东糖”,就出外躲债。故事片《白毛女》中的杨白劳还不起黄世仁的债,就出外躲债,一直躲了七天,大年三十才回家。
为什么躲到大年三十而不拖到大年初一回家呢?因为各家都要吃团圆饭,按习俗是不允许家庭之外的人呆在家里的。然而,大年三十按照习俗债主仍可上门讨债。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往往有避债的场所,债主不能去这些场所讨债,否则就会引起众怒,遭到众人的斥责甚至暴打。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台湾一带,在寺庙里除夕演“避债戏”,欠债人可在这些地方看戏,从而躲开债主的逼债。如福州台江区旧时避债的人在除夕之夜都跑到后州万寿尚书庙,通宵看戏,或去汤房店洗躲债汤[19] 福建莆田、仙游一带,除夕夜穷人避债则到城隍庙去看戏。[20] 台湾各寺庙除夕夜都要祭神演戏。凡过年无法偿还债务的人,便去寺庙的戏台前看戏。依照风俗,债主就不能向他讨债。[21] 在宁波,除夕穷人无法偿债的,则躲避到城区义庄庙、镇海城内二圣庙,债主不敢入内讨债。[22] 在北京、东北等地,澡堂则是人们躲债的去处。澡堂的谐音是“早搪”,即早把债主搪至门外之意。在江西九江市的瑞昌县,穷人躲债的方式是“携妇带雏离乡背井,在荒郊野外餐风露宿。瑞昌县至今有的村庄还过‘叫花子年’,即除夕夜全村男女老少携带食品到田塍地坎聚餐。”[23]
有些地方欠债人既不需在除夕出外看戏避债,也不需去澡堂躲债,更不需“携妇带雏离乡背井,在荒郊野外餐风露宿”,而是除夕在贴门神、贴春联、放鞭炮后讨债人就不得上门讨债。如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一带,春联和门神贴上后,债主不得上门讨债。[24] 据河南南阳旧俗,除夕贴了对联即不许讨债,有些地方有吃了饺子停止讨债之习,故有“救命饺子汤”之说。[25] 江西省新余地区、福建省松溪县的习俗是除夕夜各家放鞭炮“关大门”后债主即停止讨债。[26] 所以,穷苦人家为了躲债,除夕一大早就贴上了春联,而富裕人家为了显示富有,很晚才贴春联。但在有些地方,门神和春联却不是随便就可贴上的,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如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一带,习俗允许贴门神和春联的时间是在除夕的午饭后。
青海省贵德县习俗是贴过钱马后不得讨债。每年除夕下午5时许开始贴钱马。钱马是用正方形的黄表纸,按对角线折成三角形,贴在门正中,债主看到门上的钱马便不得上门讨债,穷人就可安心过年。青海花儿中唱的“三十晚上贴钱马,才知道过年的了”,即指此。[27]
在山东沂水一带,除夕晚上下饺子后就不能上门讨债,故而当地亦有“救命的饺子”的说法。但下饺子可比不得贴春联,半夜方才下饺子,故而债主有充裕时间讨债。因此,有同样风俗的北京等地的穷人只好饿着肚子逼迫去澡堂洗澡,以躲债主。沂水当地风俗是除夕先贴春联、贴年画,下午上坟祭祖,傍晚迎奉诸神,半夜才下饺子,放鞭炮。[28] 水饺先要供神,然后全家同吃。吃完差不多就到大年初一了。但这毕竟比那些通宵冒着寒冷看戏躲债的人要好许多。
有些地方的除夕讨债是以子时为限,子时一过,不得再在欠债人家里讨债。如广西省北海市的习俗是:债主除夕夜在欠债人家中讨债,只要子时一过,进入大年初一,不管他刚才面色是多么阴沉,这会都得起身,脸上带笑,恭贺主人新年大吉、万事如意,再不言讨债之事。[29] 本文第一部分引述的台湾作家林清玄的文章反映了台湾地区除夕夜讨债以子时为限。有些地方,比如浙江省泰顺县下洪贝谷每当除夕夜过去后,便有人到忠训庙放铳,铳一响,债主必须离开村子不许再讨债。泰顺县莒江一带,债主讨债时间则限于三更前,三更铳响后就不准再讨债。[30]
当然,还有地方债主讨债时打着灯笼,比如本文第一部分引述的胡适回忆文章就表明安徽省绩溪县胡适的老家这个地方每年除夕债主提着灯笼讨债,胡兰成的老家浙江省嵊州市债主也是提着灯笼讨债。其实,在南方的许多地方,除夕夜债主讨债都提着灯笼。有诗云:“无地堪容避债台,一年积欠一宵催。店门关到质钱库,还点灯笼走一番。”[31] 旧时的灯笼不像现在的灯笼的光亮来自于电池,而是来自于蜡烛或者食用油,蜡烛或者食用油会有燃尽的时候。一般来说,灯笼熄灭,债主就该结束讨债;灯笼不灭,就算时辰进入大年初一,也算天未亮,可以继续讨债。但这毕竟是极少数,因为一般的习俗认为,大年初一讨债不仅欠债人晦气,债主也晦气,所以,债主和欠债人双方都不愿此种情况发生。大多数的情况都像前文叙述的胡适母亲那样:“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虽然谈不上皆大欢喜,但至少债主有所收获,面子上也过得去。
有一些地方除夕在大门口横放一根棍子,就可将债主挡在门外,安心过年。山东省枣庄市、安徽省濉溪县、河南省怀川地区(今焦作、济源、新乡原阳一带的总称)就有这样的习俗。[32]
总之,由于除夕要接神、祭祖、吃团圆饭,所以,人们必须回家,这就为债主讨债创造了条件,使债主既易找到欠债人,也易讨到债。但是,过了除夕,到了大年初一,就要停止讨债,否则就会给别人也会给自己带来晦气。
四、除夕讨债仪式的文化表达
有学者说:“……民族的消亡在于文化的消亡,文化的消亡在于民俗的消亡,民俗的消亡在于仪式的消亡,仪式的消亡在于空间的消亡。”[33]这话是很有见地的,说明了仪式的重要。作为一个节日,必须要有仪式,没有仪式,节日就会衰败,就会消亡。除夕作为一个节日,它有许多活动,也有许多仪式。除夕讨债作为除夕的一项活动,它也有仪式。
从前文我们已经知道,除夕讨债习俗有许多仪式,如打着灯笼讨债,灯笼熄灭,债主就该结束讨债;除夕晚上下饺子以后就不能上门讨债;贴门神、贴春联、贴钱马、放鞭炮后讨债人就不得上门讨债;子时一过,进入大年初一,就该停止讨债;在避债场所,债主不能去讨债;等等。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仪式是一种习俗,是一种传统。1974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对仪式的界定是这样的:“仪式是所有已知社会中都会展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并且能够观察到的行为,它是建立在既有的或者传统的行为规则之上。”[34]仪式不是个别人的随心所欲,而是全民族在其生存和发展的文化过程中,进行选择的结果。除夕讨债习俗及其仪式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过了好多代人累积才得以形成。
据《尔雅·释天》所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穀梁传》载:“五谷皆熟为有年也。”但周代年终庆祝丰收和祭神祀祖的活动并未固定在某一天。到了汉代,“年”的日期才固定下来,遂有了拜年活动,有了守岁。
守岁的习俗,后人多认为既包含着对逝去的岁月的惜别之情,也有对即将跨入的新年寄以美好希望之意。宋代苏轼的《守岁》诗就反映了此种心情:“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其实,守岁的真实目的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守岁时,家里往往灯火通明。顾禄的《清嘉录》卷十二云:“燃双椽烛于寝室中,宵永烬长,生花报喜,红荣四照,直接晨光,谓之‘守岁烛’。” 即使现今人们也是如此。有些地方不但家里灯火通明,而且还在门口或庭院里架松柏枝等物燃之,谓之“岁火”。有些地方如福建省松溪县习俗是在除夕夜“炼岁”,即用最硬的杂木和木炭保证灶里和火盆里的炭火一夜不熄。有些地方如福建省泉州市的习俗是拜完天帝,在门外大埕或旷地上烧天帝金和贡银,把掸尘的扫把和撕下的旧春联投入火中,或烧起火盆,待火烧旺后,家中所有男子成员逐一从熊熊火堆上跳跃过去,幼孩亦要由成人抱着跳过,外出未归的男人则由在家兄弟替跳。这种风俗在当地称为跳火盆。[35] 山西省大同市盛行除夕夜发旺火,家家户户院子里都要用大块煤垒成一个塔状,里面放好干柴,上面用大红字条写有“旺气冲天”、“火树银花”、“大吉大利”等吉语。子时,旺火由家长点燃。清晨,家人把旺火的炭火铲回灶内,不准外人铲走。[36]这些仪式的目的是为了助阳,使阳战胜阴。在人类史上,在各种自然现象中,对人类生活和思想影响最大的便是太阳。太阳充当了农业丰产的赐予者角色。太阳意味着生机和活力,意味着新的开始和希望。所以,当太阳发生危机或者阴气、寒气太盛时,就要助阳。就时间而言,助阳仪式“常常发生在冬天(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和夜晚(一天中最冷时),有时发生在恶劣天气或日蚀期间。从地理环境来看,它较多地发生于气候较冷的地区或是温差较大的内地山区等地。”[37]我国古代最典型的助阳仪式发生在日食时。《白虎通》曰:“食必救之,阴侵阳也。鼓攻之,以阳责阴也。”其实,不光在我国,在世界各地,助阳习俗都很普遍。古埃及在秋分时有一个“给予太阳拐杖”的节日,把热度日益减退、在天空中的轨迹日益下垂的太阳当着垂暮的老人一样对待,希望它借助拐杖继续行进。墨西哥人为了使太阳保持活力,维持横越天空的行进,便用人和动物的心脏向太阳献祭。爱斯基摩人在太阳秋天向南移去并在天空愈来愈往下沉时,用绳子做成陷阱把太阳捉住,防止它消失。古希腊的罗得岛人相信太阳是驾着一匹马车横越天空的,经过一年的使用,太阳的车和马都破损不堪了,于是,便献给太阳一辆车和四匹马,投入海里供太阳使用。当然,更多的地方用火助阳,加强太阳的力量。如奥基布威人在发生日食时,把带火的火箭射向天空,希望重新点燃太阳已熄灭的火焰。[38]当我们了解了世界各地的助阳仪式后,我们对打着灯笼的讨债习俗就容易理解了。债主打着灯笼讨债,说明他心肠不坏。债务人之所以欠债,说明生活极度贫困,如同冬日的太阳,热力极度损耗,需要助阳,需要帮助。另外,从阴阳的角度来说,欠债的事实说明债务人阴盛阳衰,需要壮阳。债主虽然客观上爱莫能助,但主观上还是希望债务人日子能过好,所以,提着灯笼,期冀借助灯笼带来的阳气,带来的神力,使债务人生活有活力,未来有希望。正因为这样,在许多地方,当子时一过,债主不能再讨债时,提着灯笼讨债的人却以灯笼未灭为由,可继续讨债。因为灯笼给债务人家里带来的是阳的气韵,是吉祥,而不是晦气。
在我国许多地方都有除夕晚上下饺子以后不能上门讨债的习俗。饺子起源于东汉时期,为医圣张仲景首创。最早发明饺子是为了治病,后来由于饺子和“交子”谐音,而“子时”是半夜二十三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在除夕夜晚就是辞旧迎新的时候,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饺子就具有了寓意吉祥的文化含义,于是,中国人渐渐形成了除夕夜晚吃饺子的习俗。其实,这只是除夕夜吃饺子的浅层意蕴,深层意蕴是与龙图腾联系在一起的。
水是古代各民族神话传说中的核心题材,是人们提取观念、认知世界的思想酵母。先秦哲人不仅把水(江河湖海)作为某种寄托精神的符号与安顿理想的处所外,还赋予水某种神秘的性质。水与先秦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建立起了意义上的关联,不少哲学观念都是借水的比喻形成与表达的。古希腊哲学鼻祖泰勒斯提出“万物皆水”的命题,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提出了水为万物本原的思想。《管子·水地》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水在许多文化中都具有原生性开创的意义,在中国古代也不例外。所以,在除夕夜吃水饺预示着年的开端。当然,在除夕夜吃水饺的文化意义还不限于此。更重要的是,水饺与汉族的图腾龙联系起来。饺子系“蛟子”、“鲛子”之转音。“蛟子”乃蛟龙之子。吃饺子乃是施行一种仪式,表达对龙图腾的认同。图腾是原始人迷信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等同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图腾具有团结群体、密切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组织和互相区别的功能。图腾不但能保护本氏族成员,而且本氏族成员可以获得图腾的力量和技能。图腾虽然属于原始文化,但在文明社会里还常常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对民族风俗也有着巨大的影响。现在世界各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民族图腾。由于图腾保护着本民族,所以,对图腾要敬重,不得伤害。但由于图腾太有力量、勇气、智慧了,所以,有时为了把图腾的力量、勇气、智慧转移到自己身上来,氏族(或民族)成员也会猎杀图腾兽。这其实也是对本氏族(或民族)图腾的认同。除夕吃饺子,是对龙图腾的形象的猎杀,是对龙图腾的认同。在对本民族图腾认同后,也就是吃过饺子后,在如此神圣的时间内,是不容许他人骚扰的,债主应在此时此刻退避三舍,不得再行讨债。饺子后来在除夕讨债仪式中非常重要,成为“救命的煮饽饽(即煮饺子)”,其原因就是如此。
鞭炮、烟花是年节主题的视听符号,是从爆竹演化而来。鞭炮由火药制成,而火药是中国古代炼丹士在炼丹时无意中配制出来的。最迟在唐代就已发明了火药。随着火药的应用,鞭炮、烟花发明出来了。 烟花是在宋代出现的。鞭炮、烟花要比炮竹响亮、艳丽,于是,逐渐取代爆竹,成为除夕驱邪的必备品。
爆竹和鼓在远古有着血缘关系,而这两者都发源于远古雷神,所以,爆竹和鼓都具有神性因素,表达的都是来自雷神之雷声的模拟。在自然界,雷声最为震撼,响彻天空,震耳欲聋。古人认为“雷曰天鼓”,鼓是作为雷神之人间的遗响和象征而出现的,人们对雷神致敬的方式便是擂鼓。在远古,雷神的地位远比在后代崇高,它是天意和超自然力量的化身。古希腊的万神之父宙斯就是一个手执雷锤的雷神。我国古时雷神分为三种:一类是三皇五帝中的黄帝、伏羲就是雷神。第二类是具有动物形象的雷神,如夔。第三类是来自于天上的雷神,有人形雷神,有半人半兽形雷神,还有鸡形雷神。黄帝的母亲附宝外出游玩,雷电附体怀了身孕,成为了雷神的儿子。黄帝用声闻五百里的战鼓打败了强大的蚩尤集团。黄帝的胜利,意味着雷神家族的胜利。除了黄帝,伏羲也是雷神的儿子。《潜夫论·五德云》曰:“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雷神在中国文化中是个替天行道、惩治邪恶的化身。
在有关年的传说中,年被人当作凶神恶煞的怪兽,每当 正月初一,年都会从遥远的海里或森林里跑到人间,危害人类,人类用爆竹把它赶跑。年的故事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学者红苇认为:“年的存在和年的故事对我们民族来讲,背后一定蕴藏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古人的习俗,哪怕是古人的神话,都是非常务实的,习俗的安排的本身,既表达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又成为他们实现意愿的方案。习俗和神话不仅是仪式和话语,而且是有着内涵魅力的。”[39]
许多学者对“年”进行了解读,结合国外的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最新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学者何新认为,年应是个鳄鱼类的动物,而鳄鱼被古人视为雷神。“因为鳄鱼预报风雨。每当大雨来前,都要吼叫,其吼声如雷。以致可以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雨是龙的吼声唤来的。这恐怕就是鳄古名‘呼雷’的由来。由于鳄穴居生活,所以古书中有‘雷从地下出’的说法。鳄冬眠,每到初春复苏,后即开始吼叫。所以古书中记载:‘雷公八月入地,正月出地。’我认为,中国人春节放爆竹的风俗,实际是来自对这种‘春雷’的模拟活动,因为雷能震辟妖邪。”[40]这一看法应该是有相当的道理的。
年既然是雷神,而爆竹又是来自雷神之雷声的模拟,那么,为什么年害怕爆竹呢?这是因为,爆竹虽说是从年这个雷神中演化出来的强大功能之一,但当这种功能获得独立化的形式后,就反而使雷神年害怕。爆竹来源于雷神,是雷神最有力量的部分。爆竹本来与年合为一体,但由于灵魂可以寄存于体外,所以,爆竹就独立于年而存在。一旦分化完成,爆竹就变得非常厉害,具有了非凡的神性力量,最后连年也怕它了。凡是读过弗雷泽《金枝》的人对此都会理解。在《金枝》中,弗雷泽讲述了巴尔德尔的神话。巴尔德尔是欧洲传说中的一个神,有天做了个噩梦,好像是他要死的征兆。于是诸神开会,决定保护他免受任何侵害。除了槲寄生外,其他东西都发誓不得杀害巴尔德尔。在众神大会上,偏偏是不起眼的、小小的槲寄生树刺死了巴尔德尔。弗雷泽认为不可伤害的巴尔德尔是橡树的化身,而槲寄生是长在橡树上的。槲寄生和其所寄生的橡树在欧洲被奉为极端神圣。槲寄生被认为能解百毒,能治百病,能在出征作战时充当护符。橡树叶在举行神圣仪式时都离不开。槲寄生虽寄生在橡树上,但却被当作橡树的生命中心,是水火都不能伤害的,只要它不受伤,就会把自己的不可伤害的特性传给它寄生的橡树,从而任何东西都不能杀死橡树。神物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寄托在自身之外。[41]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要问:鼓如此震撼,为什么在过年时,会选择爆竹而不是鼓呢?这是因为,爆竹除了有响声外,还与火有关。火作为一种体现阳性的力量附着在爆竹身上,整体效果强于敲鼓。所以,爆竹在避邪功能的运用上要比鼓优越。由于爆竹如此具有神性,不但凶猛怪兽年害怕它,创作年神话的华夏民族的祖先自然更害怕,所以,在除夕之夜,响过爆竹之后,债主是不敢再往欠债人家讨债的,否则就是冲撞神灵,会招引灾祸。
汉代已有门神,多刻于砖、石之上。最早的门神是神荼、郁垒。南北朝时,砖石刻的门神已变为纸质画像,除夕张贴在门上。门神的队伍也在扩大,有孙武、庞涓、赵云、岳飞、秦琼、尉迟恭、赵公明等。年画创始于门神画,但门神画又被年画包围、容纳。明清时的年画内容广泛,题材取自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历史故事、宗教传说、世俗生活等。到了五代,有了春联,后蜀主孟昶题在桃符板上的那副著名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春联,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春联。贴门神、贴年画、贴春联这些仪式如同放鞭炮、吃水饺这些仪式一样,最初起源都具有神性,是为了驱邪祛病,后来才有了迎接吉祥的喜庆之意。既然贴门神、贴春联、放鞭炮、吃水饺能驱邪祛病,能带来吉祥喜庆,所以,在除夕讨债时债主对欠债人来说,就是“邪”,就是“病”,所以,面对贴门神、贴春联、放鞭炮、吃水饺这些具有神性的、驱邪祛病的习俗,债主也得三思而行,不能违反民俗,惹起众怒。所以,这才出现在除夕讨债时遇到欠债人家贴门神、贴春联、放鞭炮、吃水饺时,债主要停止讨债,不能在欠债人把驱邪祛病的用具,即贴门神、贴春联、放鞭炮、吃水饺这些仪式使出时还继续留在欠债人家中讨债,给人家带来晦气。
五、人性化的除夕讨债习俗
提起除夕讨债,当今中国人会想起电影《白毛女》中黄世仁除夕讨债逼死杨白劳的惨事,不由得对除夕讨债习俗产生不好的看法。其实,我们仔细分析后会发现,黄世仁除夕讨债其实是另有企图,其目的不是讨债,而是以讨债为名,霸占奸淫杨白劳年轻漂亮的女儿喜儿。这已经与除夕讨债习俗南辕北辙了。我们研究流传全国各地的除夕讨债习俗,发现除夕讨债习俗是很人性化的。
我们从前面引述的北京民间俗语就可知道,债主其实在喝腊八粥时就把讨债的信儿捎给了欠债人。但欠债人一拖再拖,甚至采用了欺骗的办法。正如流行在山西省太原地区那首《避债谣》所说:“二十三,保证还;二十四,我发誓;二十五,找老姑;二十六,找老舅;二十七,不要急;二十八,再想法;二十九,明天有;三十不见面,初一碰见拱拱手。”江苏吴地也有《避债谚》说道:“年廿七,勿着急;年廿八,我想法;年廿九,有有有;年三十,不见面;元旦(即 农历正月初一)碰见拱拱手。”债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在除夕登门讨债。
我们从《避债谣》和《避债谚》中可以看出,债主和欠债人都是乡土社会的熟人,是不必报尊姓大名,而凭着“足声、声气、甚至气味”就可辨别来者是谁的熟人。[42] 、“找老姑”、“找老舅”、“不要急”、“再想法”、“明天有”。面对这样一些熟人,债主只能采用“磨“的办法,想方设法把债讨到手。例如,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人吴祥义现为千万富翁,但十多年前他却欠债十多万。1994年除夕夜,一位农妇为讨要123元钱在他家坐着不走,吴祥义受不了这难堪。他打着火把,跑了5里山路,借了钱才把债主打发了。[43]这“磨”的办法其实就是很人性的办法,跟那些武力讨债者相比文明多了。当然,跟那些打官司讨债的人相比也人性化多了。因为中国的传统认为打官司是可耻之事,表示教化不够。而且,除夕讨债习俗有许多对欠债人具有“保护”作用,避免债主在讨债时的“没完没了”。 如前面所说,打着灯笼讨债,灯笼熄灭,债主就该结束讨债;除夕晚上下饺子以后就不能上门讨债;贴门神、贴春联、贴钱马、放鞭炮后债主就不得上门讨债;子时一过,进入大年初一,就该停止讨债;在避债场所,债主不能去讨债;等等。这些习俗在形成的当初,尽管目的与现在迥然相异,但经过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从现在看来,确属人性化的仪式。否则,就不会日日见面讨债,天天许诺“保证还”、“我发誓”
除夕讨债习俗为什么会如此表现地具有人性化色彩呢?我们还得从岁时节日的起源、演变谈起。
岁时节日的起源,与古人的原始信仰崇拜有关。原始信仰崇拜是全民性的活动。随着人类的发展,人们对原始信仰崇拜越来越淡漠。作为全民性的活动,原始信仰崇拜逐渐消失,但由于原始信仰崇拜曾长时期存在,已成为一种民俗,某些仪式一直传承下来,流传至今。不过,后人对这些岁时节日的仪式起源已不知所以然了,往往对节俗重新进行解释。在后人的解释过程中,自然会把解释者生活年代的观念加入进去。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属于“大传统”和“雅文化”,自然会对作为“小传统”和“俗文化”的中华传统节庆文化产生影响。所以,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以人伦为本。尽管这些节庆在形成过程中未必涵盖以人伦为本的思想,但在后人的不断解释过程中,以人伦为本的思想便被浇灌进去,成为节庆文化的核心思想。除夕讨债习俗也难免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惠赐”。正如冯天瑜、周积明所说:“在中国文化系统里,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学说都不太发达,有关宇宙和智力问题的探讨,往往都从属于或落脚于道德问题的基点上,认为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以‘修身为本’,呈现一种以‘修已’为核心的,向齐家、治国、平天下扩散的一组同心圆。”[44]讨债从实质上讲,就是“齐家”的内容之一。
儒家的伦理思想是人性的一个重要层面。人性概念是人的各种属性的抽象综合。凡属人的一切,包括自然的、社会的,都属人的特性。人性包括几个层面:生物的、社会的、理性意识的、精神道德的等。精神道德就是人性的德性层面。“德性是对人的精神与品质所进行的善恶价值判断,是人之精神秩序的核心。”“对伦理精神的高度关注在本质上说是对人之德性养成或人性的道德养成问题的关注。”[45]人性,当然是人性的德性层面,曾居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核心、主干地位,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原理、动力,是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说:“文化中其他的现象,尤其是宗教、文学、艺术,乃至一般礼俗、人生态度等,只有与此一问题关联在一起时,才能得到比较深刻而正确的解释。”[46]所以,人性化在中国的许多文化领域都有体现,在一般的岁时节日中有体现,在除夕讨债习俗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中国是人情社会,是血缘社会——至少在以地缘社会为特征的城市人口未占优势之前依然如故。“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若干社会活动,最主要的是冲突和竞争;亲属是自己人,从一个根本上长出来的枝条,原则上是应当痛痒相关,有无相通的。而且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地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47]考虑到中国古代的社会流动性很差,所以,债主和欠债人不是沾亲带故就是乡里乡亲,这样就决定了债主对欠债人一般不可能那么态度蛮横。这也是除夕讨债习俗人性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笔者家乡发生过两件事,就颇能说明村里不讲人情的人所遭到的报复。一家很富有,为富不仁,儿子结婚,预备了好多桌宴席,但村里只有一个人去赴宴。还有一家,老子平日在村里做事霸道,儿子尽管是一家银行的行长,但老子死了,却没人抬轿,最后儿子没法,请亲戚和单位同事抬轿才把老子葬埋。在讲究面子的中国社会,这是很丢人、很没面子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债主一般也会给自己留后路,不把事做绝,在讨债时尽量“人性化”,照顾天理人情,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给大家都留面子。甚至在讨债时,为了顾及欠债人的面子,债主一般不直接讨债,而是送腊八蒜,欠债人收到腊八蒜就明白该还债了。因为腊八蒜的“蒜”与“算”账的蒜是同音,意为年关将至,该清算账目了。[48]当然,这是一般债主的做法,也不排除世上还有黄世仁那样的债主,还有莫文骅中将表哥那样的债主[49]
六、除夕讨债习俗在当今
民俗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民俗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会一代代地延续下来。除夕讨债习俗就是这样,至今在我国大多数地区仍存在。尽管许多公民法治观念很强,发生债务纠纷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但除夕讨债习俗却没有丢弃,因为它有着法律无法替代的功能。
下面的两个例子就证明了这一事实:
例一: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汤山人民法庭 的副庭长徐腊顺和当时的庭长李国忠,除夕那天,守候在一户人家的门外,欠债人刚进家门,就被两位法官逮了个正着,乖乖交出了数千元的欠款。[50]
例二:一姓郭的先生与妻子吵架,赌气拨打了报纸上征婚广告的电话,通过中介认识了小自己7岁的万某。两人相识之后,很快走到了一起。万某先后骗走郭先生35万元,不辞而别。两年过去了,万某杳无音讯,郭先生判断大年三十万某很可能会回家吃团圆饭,就打听到万某母亲家,和妻子俩人尾随而入。郭先生向万某家人询问万某的下落,但万某家人均言对郭先生所称债务纠纷完全不了解,要把郭先生夫妇赶走。郭先生不信,双方争吵起来,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民警闻讯而来,涉事双方被带往派出所调解。[51]
通过例一、例二说明了除夕讨债习俗在当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在沿用,这个习俗没有过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对于一些债务人,平时躲着不见人,只有借着除夕,才能寻找到,所以,尽管是法院,也只好沿用这种民间习俗,除夕上门讨债。除夕讨债习俗之所以能延续到今日,说明这种习俗颇为实用。当然,对那些铁心要赖账的人,如例二中的万某,除夕也寻觅不见,难以讨到债。
从本文前面的论述可知,许多除夕讨债仪式在产生初期都与神性有关,在普遍信仰神鬼迷信的年代,这些仪式的功能很强,一般民众都严格遵守。但在当今,除夕讨债仪式的神性越来越淡,普通民众天不怕,地不怕,神鬼迷信对其的威吓作用不再那么大,除夕讨债习俗就不会再被严格遵守。如此,在除夕讨债时就容易发生纠纷,甚至出现凶杀案。另外,除夕讨债习俗形成的年代,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空间距离不会太远,相互之间处于熟人社会。这样,债主和欠债人相互之间除了受习俗约束外,还受伦理、乡规民约的约束。而当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远,特别是在城市,相互之间处于陌生人社会,一些习俗和伦理规范就敢违背。所以,无论债主还是欠债人,都可能违犯除夕讨债习俗。欠债人欠债不觉得晦气,反而感觉到有便宜不占是傻瓜,债务能拖则拖,能赖则赖。债主平日找不见欠债人,好不容易在除夕抓住,岂肯罢休!哪管他有无偿还能力,哪管它门神、对联贴上,鞭炮响罢,饺子吃了,只一味逼着索债。这样就难免出现例三这样的惨案:
例三: 2002年2月11,正值除夕之夜,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煤销公司李苏文纠集赵俊峰、冯军旺来到李汇元的家中索要两万余元的债务,因话不投机,李汇元和李苏文等三人发生争执,相互拉扯在一起,李汇元的妻子杨翠平出来制止,李苏文拨出刀来将杨捅伤,当发现其女儿李静拨打电话报警时,又将其女儿捅伤。后当地公安局将犯罪嫌疑人抓捕。[52]
其实,我们从网上搜索一下,发现类似例三那样发生在除夕讨债时的凶杀案绝不是个案。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往除夕讨债时那种良好的气氛逐渐消去,债主和欠债人都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解决债务纠纷,往往酿成血案。这与前文引述的胡兰成所说的家乡“胡村人常年亦没有过为债务打架,诉警察或吃官司”的现象反差实在太大了。当然,更比不上林清玄在散文《卡其布制服》一文中所说的那些债主:除夕还在林家讨债的债主,大年初一林清玄的父亲领着孩子去给债主拜年,“每一个人都和和气气的,仿佛没有欠债的那一回事,临走时,他们总是说:‘过完年再来交关吧!’对于中国人的人情礼义,我是那一年才有一些懂了,在农村社会,信用与人情都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不能尽到人情,但由于过去的信用,使人情也并未被破坏。当然,类似‘跑债’的行为,也只反映了人情的可爱,因为在双方的心里,其实都是知道一笔债是不可能跑掉的。土地在那里,亲人在那里,乡情在那里,都是跑不掉的。”[53]
所以,在农业社会、乡土社会形成的这种除夕讨债习俗,在工业社会、城市化到来之时逐渐地会被淘汰,代之的应该是契约、守信。尽管除夕讨债习俗在短时期内不会在中国社会中消失,但在法治社会建立之时,它的影响就会日趋式微,至少对社会的影响不会像今日这么大。


[1] 在本文写作中,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赖骏楠帮我搜集了一些县志资料,在此深表感谢!
[2] 在中国许多地方,除了除夕讨债外,端午节、中秋节也是讨债的节日,因为端午前后是春花、茶叶上市季节,中秋前后是稻谷收获期,一般农家都有一定的收入,有一定的还债能力。只不过端午节、中秋节难比除夕的讨债盛况 另外,“旧时,商家都有赊销货物的习俗,一般在端午、中秋、除夕这三个节日结一次账,俗说‘端午算一算,中秋还一半’,尤其是除夕节日,人欠欠人的账目务求清账,俗称‘年关’。”(参见陈静:《老镇江除夕俗趣》,《镇江日报》 2009年1月19日。)北京地区也有端午、中秋、除夕讨债的习俗。
[3] 姚鹏、范桥编:《胡适散文》第4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页。
[4] 胡兰成著:《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页。
[5] 林清玄著:《清凉菩提》,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6] 《莫文骅回忆录》第一章“风云时代”,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7] 贵溪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贵溪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5页。
[8] 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漳州市志》第四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9页。
[9] 陈静:《老镇江除夕俗趣》,《镇江日报》 2009119日第11版。
[10] 永春县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http://www.fjyc.gov.cn/103/ 2008-09-01/4962.htm
[12] 翁偶虹:《北京话旧》,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8-99页。
[13] 参见曹爽著:《怀川风俗与民俗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山东省沂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沂水县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25页;蒙阴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蒙阴县志》,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512页;曾一霰:《新县春节习俗》,中国新县网,http://www.hnxx.gov.cn/hnxx/whyl/wlwx/2010/02/1262105061188391.htm;邓靖声:《青海传统节日散记》,贵德旅游网,http://www.qh.xinhuanet.com/guidetravel/2009-11/26/content_19478055.htm
[14]参见互动百科“越南”辞条,http://www.hudong.com/wiki/%E8%B6%8A%E5%8D%97+
[15] 参加陈果夫著:《中华风俗历:活在岁时记里的传统中国》,卢红芹、王歌编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309页;杨景震著:《中国传统岁时节日风俗》,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16] 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8页。
[17] 廖冬梅著:《节日沉浮问——节日的定义、结构与功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18]杨国枢著:《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93页。
18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志》第八册,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20] 莆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959页。
[22]《宁波风土习俗之——躲债庙躲债》,浙江在线新闻网站,http://www.zjol.com.cn/05culture/system/2005/12/26/006418067.shtml
[23] 梅联华著:《江西年俗》,江西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151页。
[24] 陈立立著:《关于赣北厦屋陈村“过年”习俗的考察》,载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编:《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25] 南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南阳地区志》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0页。
[26] 参加梅联华著:《江西年俗》,江西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节日习俗》,松溪风采网,http://www.songxi.net/showNews.asp?NewsID=788
[27] 《青海传统节日散记》,贵德旅游网,http://www.qh.xinhuanet.com/guidetravel/2009-11/26/content_19478055.htm
[28] 山东省沂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沂水县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25页。
[29]《北海商家春节旧俗》,北海365(北海城市门户网站),http://www.beihai365.com/bbs/viewthread.php?tid=1032600
[30] 薛一泉:《泰顺过年风俗》,中国廊桥网http://www.langqiao.net/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99
[31] 仲富兰等著:《水清土润:江南民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32] 参见曹爽著:《怀川风俗与民俗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33]李龙吟著:《文化空间与民俗仪式》,载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编:《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
[34] 转引自赵旭东著:《文化的表达——人类学的视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35] 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9页。
[36] 解育君:《浅谈大同过年习俗》,载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编:《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37] 高福进著:《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38] ﹝英﹞J·G·弗雷泽著:《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79-82页。
[39] 红苇著:《年的三副面孔——中国时间文化的前世今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第52页。
[40] 何新著:《诸神的起源》,光明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338页。
[41]﹝英﹞J·G·弗雷泽著:《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 第571-620页。
[42]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社会里长大的,是天天见面的,日子久了可以用足声、声气、甚至气味辨别来者是谁。参见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43]金菊:《“打工老板”吴祥义,追求村民共富》,《当代陕西》2008年第2期。
[44] 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76页。
[45] 冯秀军著:《教化·规约·生成——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化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889页。
[46] 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序),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页。
[47] 费孝通著:《乡土社会·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72-73页。
[48]刘新平著:《腊八蒜杀菌防感冒》,人民网-《生命时报》 2007-02-06 07http://food.chinasq.com
[49] 莫文骅中将小时家中经济情况尚可,姑姑家较穷,莫父就让莫文骅的表哥来莫家开的布店当伙计,培养管账当师爷,后来还分出一部分家产让莫文骅的大哥和表哥一同开布店,但莫文骅的大哥不争气,几年时间把分给他的股份花光了,表哥就把他踢出布店。后来,莫文骅的父亲做生意破产,店面也转让给了表哥。莫家借了表哥的钱,有一年除夕表哥上门讨债,莫父出外躲债,直到晚上九点多才回家。参见《莫文骅回忆录》第一章“风云时代”,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50]《情系一方土——南京江宁法院汤山人民法庭创建全国“青年文明号”启示录》,江宁法治网,http://www.yfzs.gov.cn/gb/info/FZDT/2005-10/27/1723547140.html
[51] 徐若云:《男子除夕带刀上门讨债 称借款养情人被骗》,《南方都市报》 2010-02-16.
[52] 忻府区发生讨债致死人命案》,喜爱城市网,http://city.icchina.com/news/getinfo.asp?id=49234
[53]林清玄著:《清凉菩提》,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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