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结拜与国法

2011-04-21 06:31:44 作者：桃园三结义 来源：http://liaogong.fyfz.cn/art/566768.htm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吾国小说最盛乃在明清，而明清小说最好结拜。《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便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金瓶梅》规模便大了许多，是“西门庆热结十弟兄”（《金瓶梅》第一回）。《西厢记》讲的是才子佳人，第一本第一折张珙便有唱词曰：“有一人姓杜名确字君实，与小生同郡同学，当初为八拜之交”。便连神魔小说《西游记》中，齐天大圣也与牛魔王鹏魔王等六个妖王结为七兄弟（《西游记》第四回）。《说唐》有贾柳店拜盟刺血四十六友聚义的精彩回目（《说唐》第二十四回），至于《水浒传》，则根本全书便是一部“结义书”，结拜人数也达到登峰造极的一百单八将，并且有女性加入。
　　
　　不过这如许之多的“结义”，对后世影响最大也最典型的当属桃园结义。我们来看原文：
　　
　　次日，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誓毕，拜玄德为兄，关羽次之，张飞为弟。祭罢天地，复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三百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三国演义》第一回）
　　
　　刘关张三结义虽是小说家言，却并非于史无征。早在春秋战国，便有无数佳友。如有管鲍之交：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此世称管鲍善交也（《列子·力命》）；有知音之交：子期死，伯牙绝弦，以无知音者（《列子·汤问》）；有刎颈之交：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关羽曾在与刘备书信中提及羊角哀与左伯桃的故事——“羽自幼读书，粗知礼义，观羊角哀、左伯桃之事，未尝不三叹而流涕也”（《三国演义》第二十六回）——也正发生在此一时期：左伯桃、羊角哀相与为死友。闻楚王好士，欲往仕之。道遇雨雪，计不俱全，乃并衣粮与角哀入树而死（《太平御览》卷十二引《烈士传》）。这里的“相与为死友”，便颇有点结拜的意味了。到了明朝，冯梦龙索性将二人写作结拜兄弟，以与时俱进：角哀留伯桃在家，尽其所有相持，结为昆仲。伯桃年长角哀五岁，角哀拜伯桃为兄（《喻世明言》第七卷《羊角哀舍命全交》）。后世洪门结拜，有“三把半香”之说，其中头一把便是纪念羊左之交的“仁义香”（刘联珂：《中国帮会史》）。
　　
　　秦汉之前，佳友虽多，却未闻有异姓而结为兄弟者，大概因为这一时期宗法制度尚未全坏，而对结拜的需求并不明显甚至排斥之。当时人普遍观念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同时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有着一种远较后世通达高明的兄弟观，自然无须也不允许结义的产生。
　　
　　但到秦灭六国，礼制隳坏，贵族有堕落而为东门卖瓜者，寒士亦有崛起而佩六国相印者，社会变动剧烈，便滋生了结义的土壤。秦朝的两位覆亡者刘邦、项羽便“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史记·项羽本纪》）。刘邦乃是游民，项羽则为没落贵族，都在体制之外，故暂时结成攻守同盟。由于秦汉去古未远，宗法制虽然败坏，却已经牢锢了时人的思想。他们除结拜兄弟而创造这种拟制的宗法关系外，确也想不到更新的组织办法。
　　
　　以宗法的拟制为组织的办法，这是结拜团体一般的组织特征。
　　
　　有汉一代，未闻有结拜兄弟者。至汉末，刘备与公孙瓒似有结拜之嫌：按《先主传》，刘备对瓒“以兄事之”。公孙瓒另外又有一批结义兄弟，他与“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者为仲叔季”（《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马超之父马腾“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则是底层官吏与西北反寇结交以图前程的显例。刘关张虽然未必真有结拜之事，但也“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三国志·关羽传》），成为后世小说家虚构的灵感源头。不过终三国之世，结义之例仅寥寥如上，尚未成风。
　　
　　由三国而至于南北朝，则为结义的昌盛发达期。羯人石勒造反，与另一造反首领王如“结为兄弟”（《晋书•王如传》），又派儿子石虎与段氏鲜卑首领“盟于渚阳，结为兄弟” （《资治通鉴》卷八十八）。北魏末年，鲜卑族首领尔朱兆又与高欢“刑白马而盟，誓为兄弟” （《北齐书·神武纪上》），以图消除嫌隙。此类例证，比比皆是。相对而言，两晋及南朝便极少有此等事发生。盖因南朝士族门第森严，宗法势力得到一个变态的复生。职是之故，颜之推讥笑北朝人轻率结拜之风，道：
　　
　　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敌，令终如始者，方可议之。一尔之後，命子拜伏，呼为丈人，申父友之敬；身事彼亲，亦宜加礼。比见北人，甚轻此节，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是非，至有结父兄，托子为弟者。（《颜氏家训·风操》）
　　
　　颜之推作为南朝人而并不全盘否定结拜，可见“结义”已为当时人所接受。但颜氏又提出一项问题，他认为结义当“志均义敌，令终如始”，才可以“议之”，而北人“甚轻此节”，则未免书生气太足了。因为结义从来都不是“义”的外化，而是“利”的产物。
　　
　　刘邦项羽，并没有什么感情，只是有反秦的共同目标，才暂时结合；一到秦朝覆灭，便相阋于墙，至于拿对方老父开烹。马腾韩遂“始甚相亲”，一到利益不合便“更为雠敌”。公孙瓒之所以与那几个商人布贩相交，也不过是因为他们“富皆巨亿”而已。而石勒、尔朱兆之流广结兄弟，则更是政治意义大于兄弟感情，根本谈不上什么“志均义敌”，完全是相互利用。
　　
　　有卓见的古人对此早有认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义儿传》的序中提到五代时的义父子关系时一针见血指出这种关系表面上骨肉相亲，实则不过是“以利合而相资”。老百姓的眼光，则比专业的史家更毒。平话《三分事略》中，就说关张之所以愿意跟从刘备、不避艰辛，乃是看他“生得状貌非俗，有千般说不尽底福气”，企图“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而已。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出土的明代词话《花关索传》中则提到关羽张飞为了一心一意跟从刘备，竟提出互相杀光对方全家的提议，刘备也毫无人性地点头应允，全然是一副亡命之徒的形象，哪里有半分兄弟情谊可谈？
　　
　　当然，以上只是小说家言，当不得历史来看。但小说家言恰恰反映了底层民众对于“结义”的一般看法，即：结义者，乃是出于谋图利益。而为了更好地谋图利益，则需要有一定的内部戒律。这在早期的简单结拜中仅仅以义气相约束，到后期人数众多，则难免良莠不齐，便需要有成文的法度了。如梁山专门设有审理帮会事务的铁面孔目裴宣和行刑的蔡氏兄弟。
　　
　　相资以利、约之以义，这是结拜团体的一般内部特征。
　　
　　那为何一定要采取结义这种形式呢？原因在于结义之人，往往是体制外的，形单影只的，背井离乡的，无可凭借之人。如刘关张，分别是自命帝胄的鞋贩、亡命江湖的凶徒和当地的肉霸。孙猴子因为得不到体制内的承认，只好与体制外的妖王鬼首结交兄弟，称王道圣。贾柳店四十六友、水浒一百单八将，则成分更为复杂；一个共同特点，则是反体制者。间或偶有官兵参与，也属体制边缘人。这样的人群，不结合如何成大事？
　　
　　成大事未必便是造反,但结拜团体却有相当的造反精神。这是结拜团体的一般外部特征。